“其实首信现在完全可以不急于做实业，我们每年从北京诺基亚合资公司拿到4亿元左右的投资收益，足以令任何人羡慕不已。但是，从股东角度判断一件事情和从企业内部判断一件事情是不一样的，如果从股东的利益考虑，首信早就应该退出手机行业了，但是这在国营企业行不通，国营企业似乎更看重有事做，做大事，而不用过于担心实际效果。”武学东轻轻地叹了口气，“在非正常的决策环境下，我们的专业决策知识和经验根本用不上，即便明知道管理层的决策是不妥的，你也阻止不了，你只是个财务部经理，没有足够的话语权。”
诺基亚公司是做事的文化，多数国有企业是做人的文化。回到首信股份后，武学东试图将诺基亚先进的财务管理方法带到首信，但国企特殊的制度和人文环境使得这些方法的实施效果难尽人意。2004年8月，武学东清楚地意识到首信的运营出现了问题，于是从财务角度撰写了一份分析报告。
“在国营企业向老板提交负面的报告是比较敏感的，所以我只是艺术性地以财务部下面的研究小组的名义，向老板递交了这份‘研究报告’，仅供老板参考。报告对我们自身和竞争对手的情况进行了对比，对未来行业走势做了预测，对目前应该采取的策略做了一些建议，并对立即退出手机行业和一年后退出手机行业两种方案做了比较，结果是两者造成的损失基本相同。”
随后的一年多里，首信的许多决策似乎与这份报告的思路不谋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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